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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五位主要领导人(1946年5月摄于香港):组织部长钟俊贤(左上),青年部长卓扬(中),宣传部长黄中强(右上),特委书记梁威林(左前),武装部长郑群(右前)。
  “后东特委”全称是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成立于1941年2月,成立地址在老隆镇水贝村(现属于附城镇)黄氏大宗祠对面的一间合面屋里。机关驻地红庙、黄氏大宗祠。
  其人员构成:书记梁威林,组织部长张直心,宣传部长饶璜湘,青运部长李汉兴,妇委书记徐英,组织干事钟俊贤。
  后东特委成立后,撤销了龙川中心县委。特委管辖龙川、五华、和平、河源、紫金、新丰县委及连平县工委,党员1100多人(后经整顿到800多人)。随着党组织的发展,还发展到兴宁、惠阳、揭阳等边境地带。
  后东特委之成立
  为什么成立后东特委?
  据《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第一卷)》第四节《后东特委在龙川》介绍,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顽固派仍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摩擦,在国统区内加紧限共、防共乃至反共的行动部署,以致在国统区的中共组织随时有遭破坏的危险。为保证南方党的工作能继续正常地进行,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原长江局)之下,设立南方工作委员会,由方方任书记,副书记张文彬。南方工委成立后,随即撤销广东省委,设立中共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同年12月粤北省委成立,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宣传部长黄康,统战部长饶彰风。粤北省委成立后,决定撤销东江特委,并派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简称后东特委)。
  除了梁威林等主要领导,还有一位“经理”一起开展革命活动,他是时任粤北省委驻老隆地下交通联络站站长蓝训才,拥有水贝黄氏大宗祠内开办的“星光染织厂”经理身份,以此为掩护,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黄氏大宗祠今仍保存较为完好,是一座建于清代,砖瓦结构的二进院落四合院式客家建筑,占地面积约312平方米,1986年列为龙川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川县文物志》)。后东特委迁至老隆铁场坑刘屋。
  后东特委存在了大约6年,虽有一些时间其机关驻地不在龙川,但其部分领导人仍在龙川继续坚持地下活动斗争,指导龙川党组织进行各种革命活动。
  培训后备人才
  1946年正月初六,还在春节期间,刚刚在河源黄村崇伊中学考完初中毕业试回家的黄琴,才在屋里放下行李,就被本屋的老共产党员黄亮找来谈话。黄亮叫他明天吃了早饭后,到宁山去参加青年学习班,“嘘,学习的事你不要和别人讲。”好奇的黄琴马上答应了。
  第二天一大早,黄琴赶紧吃了早饭,按照黄亮说的,找到同村的张瑞南(后改名为张干),一起到永秀堂找黄中强的弟弟黄达明(即黄平),由达明带着两个青年,在他屋对面的山路步行。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龙潭村黄荣寿家,原来是后东学习班,都已开学一天多了。主讲是黄中强,他是这时的后东特委宣传部长。在这两天的学习当中,黄琴牢牢地记住了黄中强讲的几点: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中国为什么要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做出了什么丰功伟绩,学员要跟共产党走。钟俊贤作的党的人民群众跟线报告,黄琴也听进去了。学习班之后,学习需要表决心和讨论报告。于是黄琴表示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的信心和决心,树立革命坚强意志。
  后来这批以龙川人居多的学员当中,很多人走上了红色革命道路(黄琴《东江后东特委举办青年学习班》)。
  时间倒回后东特委成立不久时。1941年7月后东特委趁暑假期间,在五华、龙川、河源三县边境山区的龙川南拔寮(今属紫市镇),举办为期10天的由各县区委以上干部和青运干部参加的学习班,由饶璜湘主持并主讲。主要学习目前形势与任务、青年运动方向、学校青运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龙川派出一批党员骨干参加学习。此后,培训班不时举办。
  频繁而紧密的学习培训,使学员们明白了共产党员应如何忠于党,如何“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如何贯彻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贯彻执行地下党的纪律:“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问的不要问。”
  对青年和干部的培训,是后东特委的一大任务。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后东特委依据东江抗日后方国统区的实际情况,率先在龙川为各县党组织骨干举办各级各类学习训练班,进而还指导龙川党组织开展更广泛的各种学习训练活动。旨在进步增强干部和广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加深对抗战形势和统战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与开展秘密工作的能力。
  统战“白皮红心”者
  1942年5月,粤北省委遭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南方各级党组织暂停组织活动,继续执行十六字方针和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要求党员社会职业化。后东特委领导分驻各县,以各种公开合法面目出现。副特派员饶璜湘留在龙川,在佗城西山办樟脑油厂。从龙川、五华、河源调来党员当工人,以公开职业作掩护。饶璜湘以工厂厂长身份露面,从中单线联系龙川附近各县的党组织。办厂期间,厂区附近各县党的责任人常来厂开会和研究工作。龙川的300多名党员也被妥当安排;对已暴露或已被国民党顽固派引起注视的党员骨干,进行异地分散隐蔽或调抗日前线工作;停止组织生活,各级组织之间和党员之间一律改为自上而下单线联系;自筹经费,以公开合法身份经商等解决供给。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我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注意扶助和培养一部分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尽可能取得国民党下层各级行政机构公务员(从保甲长、区长到县科员以至个别县长)之地位,这对于党和革命工作,具有严重的作用与意义。”(《南方局党史资料》,1986年)
  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抗日的大后方,战略地位重要。尤其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部分机关设于此。在后东特委具体指导下,龙川地下党派出一批骨干分子跻身于参加国民党各级政权机关和部门的竞选,并获担任重要职务。
  曾先后担任过乡长的有9人,保长10多人,区长和县参议员1人。如叶惠南任瑶润乡乡长、魏克平任隆泰乡副乡长、谢梅添任黎咀乡乡长、罗国青任紫乐乡乡长、黄中杰任登云乡副乡长;曾庆养、温振强廖武、曾开明、魏中强等任保长。他们均以“白皮红心”的面目出现,在各自任职的乡村建立白皮红心革命的“两面政权”,为特委和龙川地下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曾任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中将参谋长、时在中国西南抗日前线服务的军政要员黄强的堂弟黄用舒,已获得一区(老隆)区长身份,他利用自己家的富裕,以及其他堂兄弟多有把持地方的乡绅等特殊社会地位与身份,使得后东特委领导人,竟能常常出没于黄家或区署,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而安然无恙。同时,黄用舒还兼任国民党老隆电话所所长和税捐处处长等职,常以工作之便为后东特委提供不少敌特方面情报和解决不少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经费问题。
  与此同时,梁威林在登云主持开办“马列主义学习班”时,还指导龙川党组织采取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孤立顽固派的方法,切实做好统战工作。当时登云地方当局头面人物的政治态度多居中间状态,对共产党缺乏认识但无恶意,拥护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基于这些实际状况,在梁威林具体指导下,地下党组织对该乡乡长郑竹轩进行了教育,从而团结了该乡长支持革命、团结抗日,以致该乡副乡长及一些保、甲长等,均为共产党员所担任。
  此外,在后东特委指导下,龙川党组织全面贯彻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完成了营送香港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经老隆到韶关的艰巨任务;有效地开展学校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后期,龙川县党组织还依据特委指示精神,率先在龙川南部地区恢复了部分党组织活动和开展了局部地区的武装斗争。
  注:本文主要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龙川县组织史资料(1925年11月-1949年11月)》(《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第一卷)》)
  (转载  2018年6月30日 河源日报)